王坚：互联网才刚刚开始！Facebook的清道夫，互联网的阴暗之地！

王坚：互联网才刚刚开始！Facebook的清道夫，互联网的阴暗之地！

阿里王坚谈“互联网下半场”：其实互联网才刚刚开始

在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发表演讲时表示，大家都在谈互联网下半场，但其实互联网时代才刚开始。“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入了下半场，但不代表互联网也进入了下半场。”王坚称，中国互联网发展20多年，但互联网公司创造的商业价值，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然是以广告营收为主。所以互联网公司急需变革，才会有“下半场”的说法。

来自中国的玩家，正在印度复制“互联网上半场”

早上八点半，杨敬坐上出租车，艰难挤进由大公交、小轿车、突突车和摩托车共同组成的拥挤车流——六月，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30公里的卫星城古尔冈，产业一片红火，一如这里年均30度的高温。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人们都赶着时间上班去。

1970年代开始扎根的汽车制造业，为古尔冈带来了繁荣；新世纪后，众多跨国公司相继进驻，帮助古尔冈获得人均GDP印度第三的佳绩。如今，更多了那些希望在印度互联网淘金潮中分一杯羹的中国公司，古尔冈糟糕的空气也挡不住他们的热情和脚步。

杨敬是其中一员。一年前，她结束了中印两地的“飞人”生活，开始在古尔冈常驻，负责中国互联网公司麒麟合盛（APUS）在印度的办公室。麒麟合盛在印度推广针对安卓系统的第三方手机桌面工具，以及提供抠图和贴纸功能的图片编辑器CutCut。

印度不断跃进的互联网产业正让中国公司跃跃欲试：南亚大陆人口年轻，手里钞票渐长，开始买得起运行流畅的智能手机。配合着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已在中国发生的移动互联网变局，即将在印度上演。

杨敬说，印度应用商店前100榜单中，接近一半的应用由中国厂商开发，“你只是看不出它来自中国”。

“咖喱味”应用中国造

第一次打开Helo，它会先让用户从14种印度方言中选择一种，以推送与之相匹配的个性化图片及资讯内容。用户可以对内容发表评论，或与朋友分享。

尽管它也有英文界面，但并不容易找到。这个处处充满印度特色的应用，提供大量本地语言的内容——普通用户很难想象，Helo竟来自邻国中国。

自201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厂商踏上了这片南亚土地。事实上，除了占据头部收入的脸书与谷歌外——它们合计拿到了2018年印度超过6成的移动广告预算——中国厂商已经与印度本土厂商打起了用户争夺战。印度科技媒体Factor Daily在一篇描述中国厂商印度“雄心”的文章中写道：

“TikTok是Youtube杀手；Helo让ShareChat的日子很难过；Bigo Live是交友平台——对于那些试着了解中国（公司）在印度应用生态中统治地位的人，这样的表达很熟悉；但直到一年多前，这些平台及其中国母公司都不被人所知。”

TikTok是抖音的海外版，与资讯应用Helo一道，都来自字节跳动，而Bigo Live的背后则是中国直播公司欢聚时代。

字节跳动还在印度运营着火山小视频的海外版Vigo Video，并计划在秋季推出一款独立的音乐应用。而另一巨头阿里巴巴，则利用工具应用UC的团队，孵化了短视频平台VMate。

自2014年开始，短短四年间，移动互联网在印度土地上以“火箭”速度一路狂奔。咨询机构麦肯锡给出的数据让人兴奋：

（印度）用智能手机的人多了，2018年每百人拥有智能手机26.2部，但在四年前仅为5.4部。手机流量也用得多了，每个月人均消耗8.3G，增加将近100倍。更关键的，手机流量变便宜了，可比价格降到了从前的1/60。

当网络基础设施逐渐成熟，智能手机保有量上升，中国厂商跃跃欲试。短视频、直播、资讯，他们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发展壮大的领域。

“中国喜欢自拍的，女生居多；在印度，但凡往街上一站，男生女生都在自拍。”正是看准这一巨大商机，杨敬所在的麒麟合盛在2019年推出了一款支持抠图和贴纸功能的自拍应用，通过应用内嵌的广告来挣钱。

这款应用颇受欢迎，上线半年就获得了6000-7000万用户，主要原因是“能方便地把你，跟你想去但又去不了的地方‘P’在一起”，杨敬说。

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除自己亲自操刀外，如果财力允许，它们也选择投资合适的团队。

以腾讯为例，它与其他投资机构一道，在2018年向个性化新闻聚合应用NewsDog投资了5000万美元；当年还向音乐流媒体公司Gaana投资了约1.15亿美元。前者可以理解为海外版今日头条，后者则可视为海外版QQ音乐。

复制中国互联网“上半场”

为了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中国厂商们在印度砸下大笔金钱，希望先于竞争对手斩获大量用户，然后再考虑“变现”问题——这正是中国互联网“上半场”在印度的翻版。

事实上，正是因为印度互联网商业进程与中国存在时间差，让众多创业者看到了在印度“复制”中国模式的可能性。

VMate首席执行官程道放说，就是“用国内已经验证的思路在海外操作”——2017年快手、抖音等优势产品清晰描绘了市场路径，而当时印度4G发展迅速，却没有短视频厂家，“完全是一个处女地”，有待开发。

但另一方面，印度互联行业的独特之处又在于，行业进程并不完全跟随中国，它在不断跳跃。

“某种程度上跳过了文字和图片内容，直接进入到视频内容的消费，”印度直播电商BulBul的首席执行官巴蒂亚（Sachin Bhatia）在鼎晖新兴市场基金印度峰会上说，“很多印度人第一次消费的内容就是视频。”

巴蒂亚说，这种独特性使得消费者“能直接与讲本地语言的BulBul主播沟通，让主播试穿、提供详细讲解”，比文字和图片介绍有更高的购买转化率。

“世界范围来看，欧美都没中国这么多独特的变现模式：直播卖货、短视频广告带货”，短视频制作应用小影（VivaVideo）的创始人韩晟告诉《棱镜》，“这种策略恰恰是印度本地团队缺乏的，需要中国来输出。”

此外，出海印度的也有试图避开中国竞争锋芒的创业者。垂直媒体“竺道”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NewsDog创始人陈彧堃谈到他青睐印度的原因：“中国互联网流量增长饱和，再在中国成功创业比几年前更难，而印度恰恰相反，它拥有最高的人口红利。”

与中国市场“从工具到内容”的路径类似，中国公司“出海”也大致遵循这一路径。陌生人社交应用MICO的掌舵者苏鉴回忆，2016年前，“出海浪潮以工具产品为主”，而2016年后，则以社交、直播、短视频等内容产品为主。

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差异在于，前者以用户增长来驱动，而后者则多考虑服务高价值用户。小影掌舵者韩晟告诉《棱镜》，即便是功能类似的应用，也会因为市场环境的不同，使得其运营各有侧重，“如果当年要跟抖音在社区和聚合发现领域上竞争，可能早就失败了。”韩晟说，小影海外用户的最大市场就是印度。

但一些业务重点尚在其他市场的中国公司对这样的“印度路线”态度审慎。与麒麟合盛在业务上有部分重合的赤子城说，印度市场的投入产出比未能达到公司的期待，“目前在印度市场赚钱不太乐观”。

赤子城市场总监何维告诉《棱镜》，一些互联网产品的印度用户增长迅速，部分原因在于印度获客成本较欧美等成熟市场更低。但同样，当下印度用户的商业价值也更低，对于重视投入产出比的公司来说，“哪里有钱就得去哪里，不能随便烧”。

尽管印度人口众多、经济正在起步，但围绕着这一市场，依然存在着众多值得重视的难题。

例如，虽有13亿人口，但印度事实上无法被视为统一市场。语言上，除了通行的英语和印地语外，还有超过20种各邦规定的官方语言，大多数使用人口均超百万。

对于那些试图从工具应用转型主打社交和内容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割裂的语言环境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针对不同区域，工具应用只要考虑界面语言或视觉风格，但社交和内容产品就得考虑不同的运营重点，“你得考虑印度人喜欢怎么玩，要过什么节。”何维表示。

同样，在经济上，印度贫富差距巨大。2014年的数据显示，收入金字塔顶端10%的人口，占据了全国约四分之三的财富，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仅拥有0.2%的财富。

《经济学人》在一篇描述印度市场的文章中调侃，若真如汇丰银行所称，印度有将近3亿“中产阶层”的话，那其中部分人每天的收入大概只有3美元。

陌生大陆的挑战

在一片陌生大陆上开拓生意并不容易，政府监管是最常遭遇的困境。

一个案例来自风头正劲的抖音海外版TikTok。印度一家法院4月份要求谷歌及苹果的应用商店下架这一应用，理由是传播色情信息，对儿童有害。

尽管在赢得一场上诉后，TikTok恢复上架，但这也凸显了中国公司在印度运营中的麻烦。有媒体援引其看到的一份法庭文件表示，TikTok开发者“字节跳动”说，禁令使其每日最多损失50万美元，每日减少100万新增用户。

为尽快恢复上架，TikTok承诺将加强审查，以防止不当视频的传播。

苏鉴提醒创业者，与中国的统一市场不同，“海外市场被分割成小块，每个市场都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规则，很多应用因为这些原因被下架”。

巨头尚且如此遭遇，更不用说那些体量更小的创业公司。

上海市商务委在一篇分析中企赴印投资风险的文章中说，印度的行政机构“庞杂，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盛行，致使企业经营常受影响，抬高了商务成本”。

润米咨询董事长刘润分享了他的见闻：在印度注册外资企业，法律强制要求有印籍人士进入董事会。中国企业家对此并不放心，因为尽管只是挂名，也可能出现这些人私自代表企业签署法律文件、“被钻空子”的问题。

于是，他们想了多种办法规避风险。例如，通过公司章程约定重大事项须经两名董事签名才能生效；再例如，只给印籍“挂名股东”0.01%的股份，即便“被黑”，印籍股东也收获甚微。

更绝的做法是，当公司将印籍股东写进注册资料时，同时要求其签署离职协议，“所有地方都签好名、按上手印，只有日期空着”，一旦其有任何不轨，中国企业“立马拿出离职协议，填上日期宣布该股东离职”。

此外，文化冲突也是中国商人们颇为头疼的地方。杨敬说，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常见的“996”加班文化在印度就很难吃得开，“对‘勤奋工作’的理解不一样，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按时间上下班就是很勤奋了”。

接连不断的挑战，加上企业自身的问题，不断有兴奋的出海者折戟。

例如TogetU，一个由阿里前高管创立公司搭建的新的短视频平台，它们试图重点服务较高端的用户。尽管2019年初，这家公司仍在发文宣传下载量超过一千万的里程碑，但其社交媒体账户在去年11月就已停止更新；此前，这家公司的推特账号大致维持每天更新。

“团队已经解散有一段时间，员工都在到处找工作。”一位常驻印度的TogetU同业告诉《棱镜》，究其原因，或许在于网络基础设施趋于完善之际，印度短视频行业的竞争已经太过激烈。

另有熟悉印度市场的行业观察者告诉《棱镜》，主打印度市场的健身应用Keep海外版、社交资讯应用Welike都“已经大幅度裁员收缩”。

Facebook的清道夫，互联网的阴暗之地

“20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露出了它的另外一面。比如说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攫取利润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联网长得并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吴晓波

几年前，扎克伯格在生日演讲中讲到，Facebook的理想是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社区，他将会继续“打造全球性社区，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任何人都可以分享任何东西”作为 Facebook的创建初心。

多年来，扎克伯克坚持认为，Facebook既然只是个连接世界的平台，就不用对在这个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负责。结果就是，这样的认知给Facebook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使Facebook过去两年间在内容监管方面饱受批评。

的确，早期的网络治理曾经主张网络中立，崇尚网络自由主义，强调道德自律，也因此形成了互联网原教旨主义：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一个信息可以无障碍、免费化的方式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将变成世界大同中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非法、有害信息不断传播，网络犯罪和盗版日益猖獗，全面加强网络监管的呼声日益成为主流。

早在2007年，Facebook因为年轻用户看到了性侵和其他不恰当的内容受到了49位州司法部长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在发生了数据门（操纵大选）之后，公众和舆论促使Facebook将自己的审查制度一再升级，不断调整自由表达和极端言论之间的平衡点。

为此，扎克伯克最近两年来对外宣称，Facebook已经引入事实核查，聘请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同时加大力度研发算法。

但实际上，在2018年上映的一部纪录片中，揭露了算法和专家背后，真正对抗着世界的暗面的那些人。

上帝、天使、清道夫

在Facebook之前，很多企业就已经注意到了内容审核的重要性。一直试图将儿童色情、极端信息、虚假内容、恶作剧和各种令人讨厌的帖子关闭掉，同时留下其它类型的信息继续保持流通。

但是负责内容筛选或甄别的并不是企业宣称的专家和AI算法，而是一个个真人组成的审查员团队。

这部去年上映的纪录片，描述的对象便是所谓的网络清道夫。他们供职于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或世界上最大的搜索网站Google。他们并不是这些企业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人员，任职于菲律宾的一家审核公司。

审查员们的工作就是扮演着互联网上帝的角色，审核每一张上传的图片和每一条视频，他们对这些图片和视频，掌握着生杀大权，决定着对这些内容能够保留还是删除。

在纪录片中，没有经过内容审核机制的互联网，充满了这个世界的冲突。

种族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好像所有人都在网上宣泄观点和情绪。一些恐怖主义见缝插针如病毒蔓延。在海洋般的信息流中，虐杀、自残、色情、极端组织言论、政治宣传夹杂在各式猫咪、美食和旅行的照片里面，大量的垃圾信息需要有人来负责清理。

成为审查员之前，这些人需要经过三到五天的上岗培训，培训的内容，例如必须在三到五天内记住37个恐怖组织——他们的旗帜、制服、谚语。

通过类似这样的培训，审查员上岗并化身成为道德天使，通过机械又辛劳的工作，使人们相信对社会的美好想象。

但这些人并非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大多没有良好的文化教育背景，有的甚至刚刚学会用电脑。每天所要面对的，是恐怖主义，儿童色情，自残虐杀等等你不愿触碰的灰色地带，“习惯每天看着上百人死去”。因此他们被称为互联网中最“脏”的职业。

很多人将这份工作视为“福利”，因为审查员们的工作就是强制涉猎大量黄色图片、文字、视频等，但实际上，这些人每天要审核25000条内容，每一张图片的判断时间只有短短的八秒。

有些负责暴力视频的审查员，每天要看大量血肉横飞，残肢断臂的画面，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视频，包括虐待妇女、儿童和动物。有人表示他们每看几个视频就得休息一下才能缓过劲儿来。在日积月累的病态工作下，审查员们渐渐麻木，丧失了对人类的信心。

“当我离开公司时，我已经三年没有握手了，因为我发现人们很恶心。我只是无法触及人，”

高额的工资？不存在的。几年前，国内某家互联网公司以20万高薪招聘“首席淫秽色情鉴定官”，但实际上，在招聘网站中网络信息审核员这一职位的平均工资只有5-7千元左右。相比我国，纪录片中出现的审查员时薪仅有1美金。

还有人会痛恨这些网络审查。认为审核破坏了自由。比如一位艺术家创作的川普油画，因为画中人是裸体，所以被清道夫删除。艺术品和成人照片的界限，往往在这时变得模糊不清。

另一位摄影家，通过拍摄了战争中死去的少年，希望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思。但清道夫们觉得它会宣扬暴力，因此删除了照片。

几乎每个审查员都或多或少因为这份工作产生了心理阴影，那为什么不选择辞职另谋出路？

除了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外，相当一部分审查员也因为这份工作产生的自豪感而选择继续留下。

“如果我们没有工作一小时，那互联网就会一团糟。” 片中一位审查员说到。

Facebook在2017年的遭遇印证了这句话：一名泰国男子在播放了杀害11个月大的女儿后自杀的视频。这段视频引起了全世界的一片哗然，并在社交网络上保留了近24个小时，这让Facebook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Facebook的内容管理员从2017年的1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3万人。

如此庞大数量的审查员却被要求，绝对不会透露他们为谁而工作，如果违反了保密协议，他们就会失去工作并面临10000美元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一旦泄露了这些秘密，会对互联网巨头们的广告收入造成严重影响。要知道，Facebook和Google一起占据了全球80%的数字广告收入。

为此，Facebook将这项工作包装成一个叫做honeybadger（蜜獾）的项目，审核员们只能说自己正在做一个关于honeybadger项目或者自称是社区运营的数据分析师。

Facebook当然也考虑过试图采用AI来审核网站内容，但目前来看还有一段距离。

Facebook曾在今年3月份宣布，将推出一套能够识别出试图自杀或自残的用户的AI系统。这套系统通过比对用户的帖子和评论与其先前帖子的相似性来判断其自杀的风险。

如果系统判断某条帖子具有自杀倾向，就会在其他用户浏览这条帖子时，突出显示“上报自残”的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上报最终还是由人来决定的。AI无法判断，它只能提供帮助。

网络监管走向何方

Facebook之所以此前极力推崇互联网原教旨主义，与其商业模式有着直接的联系——通过获取和追踪海量免费内容以及用户数据，推送更精准的广告。

因此互联网巨头需要通过推荐算法攫取更多的注意力。在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中发现，YouTube的算法推荐，就会把用户一步步导向越来越极端的观点和内容，这是抓住用户注意力的最好办法。

如果你经常关注新闻的话，格力、格兰仕、伊利、小米等厂商在近一个月频频开撕，做法似乎已经变得有些无所不用其极，但也同时吸引了大量用户的注意力。

眼球经济和推荐算法，正在将互联网引入极端，如果没有恰当的内容审核，往下滑一步也许就意味着深渊。

就像连线杂志评论的那样，Facebook带来的是更分裂而不是更加开放和紧密连接。（You can’t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 if you’re breaking it apart.）

包括美国本土和欧盟在内，Facebook面临着越来越强的监管压力，监管之路却充满了各方博弈。

在意识到网络监管的必要性之后，扎克伯格3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仅主动提出监管机构应该更加活跃，并且应该在一些区域中更加深度介入。

例如，扎克伯格在提一条建议中就呼吁组建一个第三方独立机构，制定审核内容的统一标准，规定好内容的边界，把控诸如校园霸凌、自杀、恐怖暴力等不得体的内容。

如果你关注了过去一年Facebook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争斗会发现，小扎在文章中的所有建议似乎都是在“自缚手脚”，处处针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和丑闻下狠手。

但美国一家智库分析，这Facebook提出这建议，不仅撇清了与监管之间的关系，还能够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

作为内容提供的主体，互联网企业需要通过技术手段主动照顾好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平台上的一切活动，有了独立机构对于内容的统一管理，Facebook就完全有理由在出事后把皮球踢给标准和监管机构，一切都按照监管的要求办事，从此降低被起诉的风险。

同时，当企业做到规模足够大之后，对于监管机构会出现反制力，从而左右监管机构的决策。美国智库机构预测，Facebook会通过游说来确保新规则有利于自己而不是竞争对手。

无论如何，Facebook在短期内依旧会“我行我素”，一方面继续通过人工+AI的方式审核越来越多的内容，另一方面与监管机构陷入不休的规则制定中。

科技并不是天然站在道德一边，而是站在利益这一边的。科技巨头更愿意和那些能帮他们实现利益的一方合作。在新书《库克传》的最后，阐述了苹果近年来面对的相同问题：利用更优势地位榨取供应商的代工厂，必然导致供应商强压成本，产生更多社会责任问题。

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网络清道夫们短期内也依旧只能拿着与所受精神暴力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高尚”而卑微地活着。